思亲怀人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父亲二十岁从军，四十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佩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你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哥生活。一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了，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以“至少要当个军官”为条件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第十五期黄埔军人。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参与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象：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二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军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碾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眷村，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三十八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童年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到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他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着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三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是，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个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于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的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关门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四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起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唯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埔新村，村中父老大多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然而在一个村中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二十岁前唯一到台北的经历，我自己毫无记忆。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是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军官之一；眷属们乘坐一列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到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共军”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五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借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关说，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将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工程关说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我刚入伍服兵役，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派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给我的信中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到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中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看我，说是来看“小老乡”。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竟然发现本营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糊涂地成了军人。后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当时许多国民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后，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十四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袍就地掩埋的共军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大捷、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司机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儿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每天我至少花上十五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六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奉海诚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以及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那时已年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中，让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就为了恨丢掉大陆，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七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的“后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即使在学术界，“转型正义”也被喊得震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这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后来在我三十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碾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张光直先生临终前的一场安祷公元2000年的最后几日，我到成都搜集研究材料，并进行一些学术合作协商。加州大学的考古与历史学者罗泰（  ）那时正在四川忠县进行考古发掘，因此趁便来与我相会。那一晚，在一间茶馆里，罗泰、北大的考古学教授孙华、四川大学历史教授彭邦本、成都考古研究所王毅所长，以及考古学新秀秦岭等人，四方豪杰集聚一堂。德裔美国学者罗泰也是张光直先生的弟子，算是我的学长。就在大家天南地北、纵横古今之际，罗泰拿出一本创刊第二期的《东亚考古》（    ）。这是一本在西方出版的东亚考古学期刊，创刊两期都是以表彰张先生对东亚考古贡献为名所出的特刊。这也可见张先生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于是那晚，张先生的学术成就与风范，成为我们这些跨地区、跨学科、跨世代学者们的共同话题。这个发生在世纪之末，在中国西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的场景，更为张光直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了一个小小的批注。我回到台北后的第三天，便接到张先生去世的消息。那一晚成都小茶馆里的场景，竟成了张先生临终前对他的安祷。张光直先生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亲人、学生、朋友，以及全世界读他的考古与历史著作的学子们。接到他去世的消息，除了悲戚外我只想对他说：安息吧K.C.。张先生从前一直要学生们称他为K.C.。在他面前我们还是尊称他为老师或张先生，但在背后我们都昵称他为K.C.。K.C.这两个英文字母，在世界考古学界代表一位在中国考古、考古学理论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上的顶尖学者，在世界汉学界代表一位在中国殷商史与史前文明研究上的学术领袖。然而，在他的学生与同僚心目中，K.C.更代表一位和善且平易近人的老师与朋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张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师长之一。然而我并不是一位考古学者，也不能算是中国上古史学者；在毕业于哈佛后，我成为或自认为是一位历史人类学者，或民族志历史学者。张先生在教学上的独特之处便是，许多不同领域的学生都能从他那儿得到很好的启发与教导。之所以能如此，除了他广博的知识与兴趣外，我想，更因为他开放的学术胸襟。1987年，我申请到哈佛大学就读，因而开始与张先生交往。在此之前，我由研究所毕业得到硕士学位后，已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我从所里历史、文字与考古学先进的研究中获益匪浅，但自己的研究却充满了困顿、挫折与沮丧。长辈同僚们不满意我的研究，我也怀疑自己所书写的是否为历史事实，甚至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有意义。因此我决定出国留学，一方面是希望突破困境，另一方面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种逃离。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鼓起勇气写信给一位对我而言遥不可及的知名教授——张光直先生。在信中我告诉他自己的研究主题与困境，以及对于如哈佛那样的一流研究环境的期盼。张先生回了我的信，鼓励我申请到哈佛就读，并指示我应多读些人类学方面的书以作准备。开学前两周，我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第二天早晨，便如约到张先生的研究室去拜访他。第一次走进张先生在匹巴迪博物馆（m）的研究室，想到我所接触的是如此一位著名学者，我的情绪是既兴奋又紧张。他早已读过我的研究计划——有关古代羌族的研究。在经过一番交谈后，他便指示我应去拜访人类学系的巴费尔德（eld）教授，以及东亚系的叶慈（）教授，并要我选修汤拜亚（ah）的经济人类学等课程。我遵照他的指示，一一拜访这些人类学系与东亚系的教授们，他们也告诉我该修哪些课。于是在三天中便决定了我往后三年将修习的主要课程，以及新的研究方向。就在第一次见到张先生的那一天，从他的研究室出来，他坚持要陪我走到我所住的研究生宿舍去。我住的地方，博金斯楼（），就在匹巴迪博物馆后约100米处。这时正是北美新英格兰的9月天，树尖上已见到些微黄与微红的叶子。因尚未开学，校园中显得有些冷清。在拂面冷风中，我们站在博金斯楼前，我请张先生留步。他指着这栋楼说，李济先生过去在哈佛就读时曾住过这栋宿舍。我听了此话，一时无言以对，一方面感到有些骄傲，另一方面也惶恐万分。本所前辈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学术成就，让历史语言研究所立足于中国与世界首善学术殿堂，然而对于本所同仁来说，承继与发扬此学术“家业”似乎也是一项艰巨而又沉重的使命。虽然我的专业并非考古，但也感受到张先生对于学术前辈的崇敬，以及对一位史语所后辈在学术传承上的期望。张先生非常注重学术传承，由他的《中国古代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可知。他在上课与日常言谈中，也常提起李济、傅斯年、周法高等前辈学人。然而由他的学术成就来看，显然对他而言传承并非守旧，而是知所传承才能有所创新。张先生对于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在他的课上，我从未得到理想的成绩。改学生的报告，他非常细心认真，由理论、资料，到英文文法与中文的英文拼写，无一放过。我一向对中文音译的拼写系统很不讲究，但张先生几次不厌其烦地从头到尾更正我报告中的拼写之误后，我实在无颜让张先生做如此与他的学问不相称的工作，只好痛下决心注意纠正此缺失。在哈佛的第二年，我希望能读些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书，虽然此时我的专攻是在中国古代史与游牧社会人类学方面。我去找张先生，希望能让我跟着他上一个这方面的导读课（）。其实我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念头。哈佛大学的导读课是教授与研究生一对一的指导课，教授指定读物，学生读完后向教授报告并一同讨论。一般来说，这是比较轻松的课。哈佛的正式研究生一学期必须要选修四门课；这中间如果没有导读课，便应付得非常吃力。在哈佛就读的第一年，我几乎没有一天能睡上六个小时。由于此时我的妻子带着幼儿也来到美国，为了安顿妻儿的生活，我希望这一年在学业上能稍稍放松一点。然而我并没有对张先生说明这一点。当时，张先生断然拒绝我的请求。他说，如果想认真了解考古学，就必须从人类学系精心设计的“考古学简介”课程学起。于是，我只好去修这门被学生们戏称为“全套服务”的课：期中、期末都有考试与报告，每星期还要交实验室报告。然而我也从这门课中获益良多。张先生的学术特色是敢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也勇于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在年青时，与新考古学开创者宾福德（  R.）之间的学术争辩，即展现了无比的学术热诚与勇气，以及深厚的学养。此种初生之犊的精神，在学术界还不算罕见。但在他成名之后，一再修改他的名著《中国古代考古学》（  ）——不只是增添新材料，同时也检讨及修正他已广为学界所知的理论——这一点，便是相当难得了。在哈佛人类学系开授的课程上，他也常有创新。有一年，他开了一门“古代国家起源”的课。在这门课上，来自历史、考古与社会人类学门的研究生们共聚一堂，研究讨论的田野对象包括中国、两河流域、日本与中南美洲。张先生鼓励大家在理论与田野材料之间驰骋想象。有一次，甚至有一位学生在报告前开了一瓶酒让大家分享，以增进师生们的想象力。张先生在学术上有如此开放的胸襟与创新精神，不仅让他在哈佛大学跨足于考古、历史与艺术史等科系学门，也使他成为相关科系中年轻教职人员的支持者与保护者。在哈佛大学的许多系中都有一项传统，以几位成名的资深教授坐镇号召，另聘用数位“明日之星”型的年轻助教授。前者的教学宏观并有体系，后者常带来些新的、有创造力的理论与思想。这原是很好的教学设计，但对于后者却未免残酷——他们常在努力研究教学三四年后无法得到续聘，因为学校永远可以找到新的“明日之星”来取代他们。张先生常鼓励我们去修这些年轻教授的课，也密切注意这些年轻学者的新研究取向与相关学术议题。如在1989年，以新兴的族群理论研究中国回族的杜磊（Dru  C.）来到哈佛，以博士后研究学者身份在人类学系讲授“族群理论”。此时我选修他的课，并体认到这可能是我此后的研究重心。张先生也鼓励我如此做，并经常与我以及杜磊讨论这新兴研究领域的问题。张先生不仅与这些年轻教授有良好而密切的互动关系，更经常为他们向系方、校方争取续聘。我在哈佛的第三年与第四年，很受研究生欢迎的年轻教授巴费尔德、叶慈、杜磊等人，相继离开哈佛人类学系与东亚系。我不太清楚其中背景，但他们都是很受张先生称赞的学者，他们的离去，让张先生感到十分难过。作为一位在哈佛的东方学者，张先生在东西文化交流上也做了不少事。无论是由大陆、台湾或日、韩来哈佛的访问学人，张先生总是热心为他们安排演讲、接待，及解决生活上一些细琐的事。我们作为张先生的在地学生，则经常受命到机场接人、送人，因此有机会认识一些知名学者，并得交谈请益，这也是我们的一大收获。虽然一直在美国忙于学术研究与行政事务，但几十年来他和中国大陆、台湾的考古、历史与人类学界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他勤于奔走各地，以中文发表演讲与论文，在西方华人学界这也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我常想，他如此做无非是希望以学术作为桥梁，以促进两岸间、东西世界间的相互认识。张先生喜欢跟学生们约着上小馆子吃饭聊天。哈佛大学附近只要有新开张的中餐馆，张先生都会邀我们一同去试试。结果多半是一大堆的牢骚，他常抱怨那些不中不西的食物。偶尔我也请张先生到家里吃饭，展现我颇为自负的厨艺。妻子常笑我说，张先生吃得满意了恐怕不让你毕业，留你在这儿做菜给他吃。1991年以后，由于行动上有些不便，张先生愈来愈不愿到外面用餐。这时，匹巴迪博物馆对面新设的一间速简餐厅，便成了张先生与他的学生们用餐及讨论问题的地方。张先生在匹巴迪博物馆外有一专用停车位，前面立着写有他名字的牌子。在哈佛大学，这是给超级教授们（如诺贝尔奖得主）的殊荣。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年，张先生的车位常是空着的，不知是帕金森症已影响他开车的能力，或是因病常去检查就医。过去我注意他的车位，只是以此判断他是否在办公室。此时看见空着的车位，心中总有无比的担忧与落寞。对我们这些身在异域的学生而言，张先生不仅是一位老师，也如一位长辈亲人。他常尽力为学生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从向学校交涉宿舍租约与奖学金之事，到男女感情与婚姻问题，以及做包子馒头应如何发面，张先生都是学生心目中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在写作期间，张先生一章一章仔细校读我的论文，并提出问题与我讨论，同时仍然纠正我的中文拼写错误。此时，在帕金森症的威胁下，他仍野心勃勃地进行有关早商都城考古发掘计划的筹备工作。桌上常堆着各种申请文件和中国大陆相关地区的地面空照图。6月底时，我的论文大体完成，但已赶不上参加当年的毕业典礼。有一天与张先生走在校园里，看着魏德纳图书馆前为毕业典礼围起来的整洁油绿草坪，我不禁在张先生面前透露我的感伤：在哈佛大学苦读五年拿到博士学位，但最后却无缘参加毕业典礼。张先生笑着说，当年他也没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只因为他没钱租那一套赭红的毕业礼服。7月，张先生回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行前嘱咐我，论文改好了就可以回台湾。他认为这篇论文已没有问题，他也在我的毕业文件上签了字。但我完成论文修改后仍在波士顿等他回来，希望他能对我修改后的论文再发表些意见。他从台湾回美国的那一天，我的论文已放在他办公室的信箱里。我特地打个电话给他，请他不用忙着看我的论文，我并不急着离开。事实上我与妻儿们正享受着在波士顿五年来从未有过的安逸暑期。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张先生的电话。他将论文中仍有问题的地方，一页一页地告诉我。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他深沉疲乏的声音，以及因手颤抖翻页困难所造成的纸页窸窣声。此时我既感动又懊恼。感动的是，张先生在旅途疲惫之余还替我看论文；懊恼的是，自己没有跟他说清楚，让他以为我在等着他看完论文才离开波士顿。毕业后我回到“中研院”史语所，没几年，张先生也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同时他的商丘计划也在河南进行。在这几年间，他常拖着病身往来于美国与海峡两岸之间。我也经常出差到中国川西，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因此我们见面的时间反而很少。再见到他时，几乎都是在医院之中。在病榻旁，他曾要我替他回答研究生提出的学术问题，要我设法帮他将笔记本电脑弄来。这便是张先生，他的工作狂热一直持续到他手脚肌肉已无法控制仍不止息，这是最让我感动而又痛心的事。后来的一两年，张先生的身体愈来愈差。每次与他相会，我心中都无比的沉痛。我知道张先生好强的个性，看着他艰难地试着控制计算机的鼠标与键盘，倾耳听他说着此时已不容易听懂的话语；但又怕他伤心，总是踌躇不知是否应帮他做这些事，或是否该点头假装听懂了他的话。张先生离去近一年了。如今他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如同我一样，多成为专职的教师与研究者。我常想，我们是否能如张先生，在学术上有所创发之时，能尊重前辈学者的成就，及认识自己的研究传承？在达到学术巅峰之际，是否能欣赏及注意年轻学者的研究，并且不囿于学派门户与学科偏见？在年暮之日，我们又是否能在研究上仍思更上层楼，而为年轻学人所称道？及此，我又想起去年在成都的小茶馆里的那一幕。作为一位成功的学者，张先生在研究生涯中得到了许多学术荣衔。然而我认为，对一个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言，莫大的成就与荣誉或许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成为许多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世代与不同地域的学者们热切谈论与景仰的对象。因而，在那小茶馆里的一幕，可当做是张先生临终前为他举行的一场安祷。黎光明：一个边缘时代的边缘人——《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作者简介我们要如何介绍黎光明先生这个人？他在学术上并无伟大成就，屡经颠沛和事业波折，人格上或有瑕疵，最后死于一个有太多可歌可泣故事而使其事功难以彰显的乱世之中。黎光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创始之初的一位助理员。他留给该所的这部《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稿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写成于1929年，他的川西调查之旅则始于1928年，也就是史语所草创之年。史语所的安阳殷墟发掘，以及傅斯年、李济等学者，广为世人所知。然而黎光明，即使在史语所中他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当然，对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样一个中国当代重要学术研究机构来说，学术成就是其成员能否留名的主要因素。黎先生在史语所并未久任，也没有显赫的学术成就，自然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他这一本《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在史语所图书馆里尘封了74年之久，多少也反映着其学术价值未受肯定与重视。关于黎光明的生平，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以下我主要赖三种文献来介绍这个人，以及《川康民俗调查报告》另一作者王元辉。这三种文献，一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志》（简称《阿坝州志》）之“人物志”中黎的生平简介，一是王元辉所著《神禹乡邦》中一篇《黎光明先生传略》，最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公文档案中有关黎的一些记载。三种资料属于三种不同文类——方志、回忆录、公文书；它们作为三种结构性社会记忆载体，各有其特殊意义。据《阿坝州志》记载，黎光明字劲修，1901年出生于灌县之回民家庭。1921年，他与好友们出川求学，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史学系。后来因加入国民党，参加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而被东南大学开除。离开东南大学后，他与一群参与学潮的朋友们南奔广州，黎进入中山大学就读，于1927年毕业。《阿坝州志》中又记载了一段插曲。黎光明至广州，原来是要进入黄埔军校。但因其信奉回教，“恐军旅生活难符教规，而改读中山大学”。在王元辉对黎光明的回忆中，称“他原来的老朋友们都已纷纷弃文习武，进入黄埔军校，他因信奉回教，恐军队生活对他不方便，所以留在中大毕业”。这不仅点出黎个人生涯中一个重要抉择的背景，也说明为何他的社交圈中多志在革命的青年，王元辉也是此圈中人。参与学生运动，后又因故未进黄埔军校，对于黎光明一生事业显然有极大的影响——后来他一直辗转流离于革命救国与教育文化两种志趣之间。黎光明毕业于中山大学后，1928年任职于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自然与史语所筹备处当时设于中山大学有关。史语所在该年7月成立，黎光明于8月底便由上海启行。据傅斯年在该年之年度报告中称，“助理员黎光明……托其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根据黎提交史语所的考察计划书，此调查原分四期，经由四条路线进行，由军政、经济、社会至于风景名胜、实业展览会等均为考察对象，黎并称此成果可作为“治川者之一借镜”。他原来更计划在考察后，在成都将所获成绩公布于著名报纸并到各学校演讲，“以肆鼓吹”及“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傅斯年批示曰，“此事不可作”。黎光明9月底至成都，迁延至次年初始邀集朋友一同西向往岷江上游去。此时又发了几个电报，请傅斯年寄差旅费来。傅对他滞留成都，以及呼朋引伴前往相当不悦。在1929年2月16日致黎君的信中，傅一再对他训斥叮咛，“千万不要在成都一带交际”，“细心观察，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并对其此行花费太大而又“只索钱不报告”颇有微词。黎光明与朋友们出发后不久，在茂县北的迭溪受阻于甘军南下带来的战事，只得折返成都。当年3月，黎光明又前往松潘地区，此时只有出身黄埔军校的王元辉陪同。他们在同年6月结束此考察行程，返回成都。其时史语所已迁往北平，黎光明回北平报到，少不得又受到傅斯年许多申斥。黎光明先生离开史语所的时间，应就在1929年。该所公文书档案中，有一傅斯年要求院方处罚黎光明的文件，原因是黎私自在图书阅览室中会客，“大妨害他人工作不言可喻荒谬如此”，又称“黎君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傅因而请院方予以记大过一次。《阿坝州志》对黎光明离开史语所后的事业生涯述之甚详。他先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两年，而后回四川任教于成都大学与四川大学。1933年，他至江西任中央军校特训班教官。1934年返回四川，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36年至1938年，他回到军政职务上，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上校政治教官。1938年至1941年，黎光明先后在绵阳中学、成都荫唐中学任校长之职。此时他在党政上也相当活跃，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干事兼书记、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委员、成都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他受聘为省立成都中学校长。便在这一年，黎的老伙伴王元辉以保安处副处长兼任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负责整顿川康甘青边区之军政、民政。于是黎光明也在1943年任十六区行政督察署秘书，兼保安司令公署秘书。以上经历，可见他一直在政治与教育文化两种职业间徘徊。王元辉在其回忆录《神禹乡邦》中，更表达了当时“朋友们”对黎光明所事工作的看法：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以后几年的教书，两度当校长，越见使得朋友们认他是纯粹的读书人，且有人认为他是书呆子。他哪里心服？所以他离开教育工作，去参加青年团团务工作。后来又去茂县作十六区专署的秘书。黎光明得以在《阿坝州志》中留名，显然是因为他作为本地靖化县之县长，在任上为铲奸除恶而以身殉职之故。这段情事经过略如下。民国以来，鸦片种植普遍深入岷江与金沙江上游地区，引来大批黑道秘密社会之头领、会众，以及许多由川东、陕南地区前来“赶烟厂”之流民。中央政府派川军前来扫烟，但总其事的军方常以扫烟为名，与地方豪强毒枭勾结，干预、垄断鸦片市场或径自掠夺毒品。为了争地盘，甘军与川军亦经常在岷江上游地区混战。1935年，共产党长征部队转进至岷江上游，由此北上进入甘陕。1936年，国民政府为巩固川康甘青四省边区，在茂县建立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及保安司令部，欲藉川省保安团（由四川军阀刘湘所部改编）兵力来稳固西疆，以免除后顾之忧，同时亦以此削减川军地方势力。1942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命时为保安处副处长的王元辉为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此任命多少与王元辉曾偕同黎光明在川康边区游历有关。王元辉，四川灌县人，黄埔军校毕业，国民党内“复兴社”（又称“蓝衣社”）成员。《川康民俗调查报告》至少有部分文字出于其手。他曾为此行撰写一本杂记，以《近西游副记》之名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他称此为“副产品”，因为“除这副记而外，还有一种主要的记述是专记民俗的”——此所指的应是他与黎光明共同撰写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在当时，“复兴社”成员有如国民党内的清教徒，以厉行社会改革、促进国家统一为志向，以尊奉政党、领袖之极权统治为手段，视所有阻碍者为仇雠。“复兴社”领袖之一为康泽，在四川招集许多早年离散的黄埔军校子弟，以佐助迁于四川陪都的蒋介石。王元辉即这些黄埔军官之一。1942年，王元辉任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首要任务便是在川康边区厉行铲烟，以及扫除地方帮会恶势力。就任后，他立即亲自率保安团至懋功（今川西阿坝州小金县），准备进行铲烟。结果因过于轻敌，受到保护烟苗之民团围攻。据《阿坝州志》记载，王元辉最后困守县城，赖地方势力出面斡旋，才得以自懋功脱身。王又支持新任松潘县长汪一能在松潘地区组织铲烟武力。《阿坝州志》称汪一能扫烟手段激烈，行事不正，因而激起民怨。在王元辉的回忆文章中，汪则是一位政声卓著、锐意改革的好地方官。1943年，在一次铲烟行动中，汪在会匪与各藏羌村寨头人武力围攻下，于松潘安顺关附近被擒，受到凌虐及枭首剖腹之处置。这也是王元辉的一大挫折。汪一能，四川南充人，早年曾就读中山大学，曾受训于黄埔军校特训班，蓝衣社成员。他的籍贯、资历，都与王元辉、黎光明十分相似。黎光明进入十六区行政督察署任职，后来担任靖化县长，显然皆与他的老伙伴王元辉受命整顿十六区之军政民事有关。可以说，在1929年两人在川康游历之后，此时再度在此地合作对抗强大的地方势力。黎光明的当地对手为杜铁樵。靖化县沙耳乡人杜铁樵，是一时代社会产物。在当时川康边区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各路军方都需要与地方势力结合，于是许多地方豪霸都成了“铲烟清乡司令、帮统”与“边防军参谋、队长”；他们同时也是哥老会、袍哥等的会首。杜铁樵便是如此人物。1921年他已是“绥靖团练局长”。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其势力巅峰期，先后担任“绥崇清乡司令”、“懋军团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剿匪军绥崇游击司令”、“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第二大队长”等职。杜铁樵将其总部设在靖化，一方面便于操控鸦片生产，另一方面在此边区拥兵自重。1940年，杜遣其爪牙杀害靖化政府之铲烟人员。次年，他暗杀靖化县长米珍未遂，但杀了一乡长，并策动袍哥武力包围县城。同年，他成立“西胜公社”统一全县袍哥武力。后来数年，杜铁樵又枪杀十六区视察员尹健刚，侵吞县府献粮代金，并向百姓勒索及强行摊派金钱，四川省政府对其作为始终无可奈何。黎光明到靖化县长之任后，杜铁樵处处阻拦黎之县政改革与烟禁政策，并借故挑衅。于是，据《阿坝州志》记载，黎在王元辉的支持下，决心设计铲除杜铁樵。1946年3月2日，黎光明在县政府设宴邀杜饮春酒。杜未防范，简从赴会，被黎之手下枪杀于县府中。当晚，袍哥武装匪徒三百余人围攻县府，次日县府陷落，黎县长遇害。据《阿坝州志》记载：“他撤至后院半亩园时，胸部被杜的兄弟伙李兴武开枪击中，杜锡登上前挥大刀砍劈他的头部，当即倒地命绝，脑浆四溢。”在王元辉之回忆文章中，则称：“敬修亲率自卫队迎战，战一昼夜，敬修不幸中弹阵亡。”此事被称作“寅江事件”。《阿坝州志》记载，黎遇害后无人敢为其收尸。后来还是当地回民说情，袍哥才许将之掩埋。国民政府对他的褒令上称：“尽忠职务，弗避艰危，为国捐躯，殊堪愍惜，应予明令褒扬，用资矜式。”王元辉，1949年在胡宗南所设“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公署”担任秘书长，国民政府全面撤守之际，他随军迁至台北。在行前那一夜，一〇四师师长傅秉勋来访，与王元辉作竟夜之谈，王将其熟知之川康边境山川、人事，历历诉授于傅。次晨，傅托王元辉带其遗言给他已撤往台湾的妻儿，而后率其属入山。后来傅与黑水头人苏永和相结以对抗解放军，造成共产党解放战争最后数役中的黑水战役。傅秉勋在黑水战役中受掳，自溺溪水而亡。王元辉退居台湾后未再担任重要军政职务，清俭自持度其余生。我们要如何评价黎光明与王元辉这两位先生？一对好友，在1929年结伴作川康民俗考察之行，1943年至1946年又共同在此地扫奸除恶，或屡遭困顿或竟以身殉。黎光明在过去半个世纪，几乎完全被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辈同僚所遗忘；他只是在该所公文书档案中所见“只索钱不报告”、“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在图书阅览室中会客……荒谬如此”之黎君。我们无理由怀疑史语所公文书中有关黎光明之记载的真实性，但这些被选择记录的负面事件也反映了黎的一些人格特质——爽朗、重朋友、关心国事，等等。在另一方面，公文书可谓是某种社会现实与权力结构下之产物，我们也可以由这些公文书中，察觉当年国族主义与学术探求之关系，以及相关的中央研究院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权力生态。黎光明的事迹，只见于川西北最偏远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州志之中。这本20世纪90年代所编的《阿坝州志》，在体例上沿袭中国“方志”之书写传统——它记录许多易被主流社会记忆，如“正史”所遗忘之边缘人物与事件，藉此描述本地的特质，并说明本地为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以此意义来说，黎光明之事迹被记录在本书人物志中，可说是编撰者以此人与事来再塑造这个“华夏边缘”，以过去之混乱与暴力映照今日之秩序与和谐。比起黎光明，王元辉当时在十六区有更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阿坝州志》并未替他立传。偏好为死节者立传也是中国方志书写传统之一，但王元辉最后得以身免，随军撤至台湾。他的忆旧文章及回忆录，多由“四川文献研究社”出版。此出版机构由寓居台湾之川籍人士支持，这也反映了主要是在乡土认同中其回忆才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黎光明、王元辉、傅斯年等人都视为同一时代产物。他们被历史创造，他们也创造历史。在那个国族建构的时代，史语所诸学术前辈，如傅斯年、芮逸夫、李济等，可说皆以其学术论述来建构国族。傅斯年作《夷夏东西说》，芮逸夫提出《中国民族之构成》，李济著《中国文明的开始》——他们从历史、语言、考古、体质与民族学等角度来刻画中华民族之面貌。王元辉等人则直接以其行动、作为献身于国族建构之中。而黎光明，在其殉难前一直徘徊于两者之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屡受斥责，与其爽朗好结友的个性，以及其交友圈中多燕赵慷慨之士多少有些关联。或者，因其回民身份而未进黄埔军校，是黎光明先生一生事业多转折而终求仁得仁的重要关键。然而也因回民身份其遗骸才得以掩埋，但对黎先生这样奋志于世的人而言，一介躯壳又何足道哉。寻访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的足迹——史语所早期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回顾一1935年年底的一天，云南沧源南腊乡的冈猛村突然热闹起来。在这个接近中缅边界的佤族山村附近山坡上出现了数十顶白色帐篷，许多政府官员与外国人在这些帐篷中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更有一些保护他们的武装军人与佤族战士在附近活动。这时一位中年人离开营地，手中持着当时最新型的莱卡相机，肩扛脚架走到对面的一个山坡上；他架好照相机，对着营地照了张相……这位中年人是芮逸夫先生，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此时他正与同所凌纯声先生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活动，随大队人马来到此中国南境。当时他摄得的这张照片是20世纪30至40年代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中国西南摄得的八千余张照片之一；照片中所呈现的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陲的一个小小场景，然而它也是当时国内外政治与学术洪流下中国边缘再造的一部分。2007年11月，也就是在以上场景发生72年之后，我作为一位史语所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者，在临沧机场下了飞机，踏上探寻芮逸夫、凌纯声等先生学术考察之业的路途。因着云南朋友们的安排，晚上我得以会晤临沧市刘市长。餐后我对市长及市府文化官员说明来意，并在笔记本电脑上展示芮逸夫等人当年所摄照片。市长等人对本所这批照片呈现的云南旧时人物及老村落影像十分感兴趣。刘市长是爱好摄影的人，他拿出一些自己的摄影作品，其中有几张是佤族翁丁寨的照片；这个寨子，据称是云南临沧目前唯一仍完整保存草顶干栏建筑的佤族村落。刘市长自豪地说，数年前他在该地工作时发现这个偏远的“原生态”村落，下令予以保护，因而得以成为今日的观光景点。次日我由临沧到耿马。这儿是过去耿马土司官府衙门所在。耿马土司姓罕，傣族土司，当年该家族曾分任耿马、孟定等地土司及头人，至今此家族在本地仍有相当声望。芮逸夫等曾为该家族罕中兴、罕富廷等人摄影。这些照片与当年调查者所摄的其他土司照片一样，照片中人物都是一派汉人地方士绅打扮，在穿着上绝无今日少数民族意味。在整理这些照片时，这些“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落差经常让我深思……我看着照片，时时想着当时被摄影者（土司）在想些什么，摄影者在想些什么，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为何要从事这些学术活动；而我，近十余年来为何要在四川、云南、内蒙等地从事田野考察，为何要从事一些几乎是“解构”本所前辈所建立之民族知识的学术活动。二20世纪30年代，民国肇造已过了二十个年头。尽管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已大致完成，但这个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中华民族）的边缘与内涵尚不明确。中华民族之中，除了构成“五族共和”的汉、满、蒙、回、藏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民族，这些民族之中包括哪些支系，各邻近民族间如何以语言、文化来划分边界，这些都需要深入且广泛的调查，以及用一套学问来厘清相关问题。事实上，在西方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套与“民族”概念相呼应的学术知识体系也与之并行发展，民族知识与民族现实相互激荡、生成——体质学、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为其核心。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逐渐被实践为政治现实的过程中，这些相关学科也陆续进入中国。所以在当时，由考古与历史研究来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分化，由文化、体质、语言来描述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特色，是中国学术界自觉之重大学术使命。便在如此的时代氛围下，一个其组织架构包括上述历史、文化、语言、体质等知识之国家级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于广州。次年，中国最早在西方学习人类学的凌纯声学成返国，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并立即投身于边疆民族考察之中。凌纯声生于1901年，江苏武进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他于1929年从法国返回国门，时中央研究院刚成立，院长蔡元培对建立在实地考察上的人类学十分重视，于是将他聘入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芮逸夫也是江苏人，也曾就读于东南大学。他虽长凌纯声三岁，但他进入大学就读的时间较晚，因此在1927年他即将毕业前，东南大学因卷入南北政争而陷于停顿，芮先生只好离校。1929年，芮在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次年，刚结束东北赫哲族调查的凌纯声南返经过北京，与芮相会。他与芮谈起自己所从事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芮大感兴趣，于是有志于从事此学问。随后便在凌纯声的介绍下，芮逸夫进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员，并先就近在北京随赵元任学习以国际音标记音与一般语言学，以此为将来的民族调查作准备。三史语所成立的当月，1928年7月，该所与中山大学合聘之俄籍学者史禄国便率杨承志、容肇祖等前往云南作民族考察。次月，该所助理员黎光明动身往成都，预备到川康地区进行民俗考察。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西南及西部是亟待以民族学相关知识来厘清的国族边缘。然而要在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体质人类学者）等人陆续进入该所后，史语所自身的人类学研究团队才得以组成，并开始进行有计划、具规模的民族调查。1933年，芮逸夫与凌纯声、勇士衡（负责测绘及摄影之技术员）赴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等地，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湘西苗族考察。此时他们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成员。1934年，芮逸夫与凌纯声又到浙江白门、丽水、青田一带作畲民调查。也在这一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该所的人类学组，于是凌、芮成为史语所人类学组成员。此时史语所受云南省政府之邀，与该省合作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于是从1934年12月起，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为一路，往大理、保山、河口、墨江、开远、蒙自、腾冲一带考察边民之生活习俗与社会；陶云逵与赵志诚等为一路，往丽江、中甸、维西等地，考察重点在民族体质、语言。由于史语所人类学组学者们熟悉西南边疆，因此1935年他们受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参与中英滇缅南段界务会勘工作。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在军队护卫下，芮逸夫、凌纯声与中英双方代表一同至滇缅边境之镇康、孟定、耿马、勐董、孟连、班洪、班老、南大、双江、澜沧、西盟等地，协助记录与识别中缅边界地区分布的各个民族。一件史语所收藏的文物，鲜明地显示当年本地社会背景，以及学者们在调查行程中所冒的风险。这是一件木制令牌，上面墨笔书写着几个大字“云南贡山设治局令”，其下为书令内容：“为刊传遵照办理事，兹有中央派来调查人种陶委员，前往俅江一带，仰沿途团保派得力妥人护送，勿得疏虞干咎为要，切切此传。局长张玿鹏。”这是云南贡山设治局（20世纪30年代所设机构，所辖约为今日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发给陶云逵的“通行证”。当时这些地区之土司、土千总、土守备势力犹存，他们仍听命于“大朝”令箭。此外，史语所各路调查人员均有武装士兵沿途护送。四在耿马我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该馆便设在过去耿马土司的官衙里。博物馆人员陪同我寻找老照片中的耿马城东门，以及城外的街子（市集）、城郊的白塔。为了找寻与旧照片拍摄角度、距离完全相同的拍摄点，我有时需爬上山坡，爬上屋顶；然而当数字相机镜头中出现与旧照片完全相同的影像时，我心中激荡不已——那表示我的脚正踩在七十余年前本所前辈站立过的土地上。次日，我雇了辆出租车一早便往孟定去，计划由孟定沿中缅边界一路南下到沧源，再往西盟、孟连、澜沧，然后经普洱市回昆明。不料出发后约一小时便遇上修路，在等待期间得知沧源往西盟的路也在修路，经常堵车。所以与司机商量后，决定改变行程，将考察行程缩短在沧源到孟定之间。作此决定后，立即将车掉头，经耿马、贺派、勐来、勐角到班洪，再折回沧源住宿。这样迫不得已的改变行程，反而使得此后三天收获丰硕。因为走上这条路后才知道，芮先生等人访问过的村寨经常离开主要道路有一段距离，要细细探访才找得到。这一天中午我到了勐角。由于一路上熟记旧照片上的山川地形，所以看到这盆地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此我找到勐角坝子，以及勐角城。过去这里是一个本地街子的举行地点，附近各族群在此买卖交换农产及生活用品。离开勐角后，我寻找老照片中的勐卡寨未着，却途经刘市长提及的翁丁寨，但为了赶路而没有造访。一路到了班洪，这是过去佤族的核心地区。史语所旧照片中有一班洪王雄姿英发的照片。在班洪，我拜访了班洪王的后人，才知道此照片中的班洪王大大有名，乃1934年班洪抗英事件中的主角。事实上，芮逸夫等人参与随行的这一趟中缅边界南段勘界之行，便是因当时驻缅英军强行开采云南银矿遭班洪王联合各部落反击之后，才有的外交解决行动。离开班洪已是下午四点。因次日还要由此路往孟定去，所以我们就此回头，希望在天黑前赶回沧源县城，也就是文献中所称的勐董城。当途经翁丁寨时，司机建议进去参观一下。到了翁丁寨门口，我见这村寨与旧照片中的勐卡寨有些相似，就请司机去问问这是不是勐卡寨。当地人告诉我们，勐卡寨还在山后十公里。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我们顾不得时间已晚，立刻往山里去，不久便找到勐卡。这个村寨完全与老照片中一样，只是房子的草顶换成了现代材料的屋顶。许多村民围拢来看老照片，据他们说，连各家的位置七十多年来也没有变。这是一个傣族村寨，许多村中小孩仍依旧习俗在寺院习经文——史语所旧照片中便有一群小僧侣的照片。这时，几个可爱的小僧侣带我们去看寺院旧址，于是我也为他们照了张照片。这一天我们抵达沧源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沧源县城，也就是旧时所称的勐董城。1936年2月参与中缅勘界的团体曾在城外扎营。芮逸夫等人在沧源拜访了当地土司，逛了街子，摄了不少照片。我在此先寻访旧照片中的勐董街子、勐董城，因城背后的山形势特别，所以很容易辨识。然后我又找到本所旧照片里中缅勘界团体的扎营位置。在当地人的指点下，勐董土司的官署位置也找到了，但官署建筑已不复存在。我在沧源停留到中午十一点多才离开，原因是为了等城中的晨雾散去才好照相。南方、西南许多山间盆地中的城镇都一样，在某些季节每天早晨十点以前都笼罩在浓浓雾气中。这或许便是过去让外来汉人畏惧的所谓蛮乡瘴疠之气，千余年来“瘴疠”几乎成了南方与西南边疆的象征。凌纯声、芮逸夫在1940年所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写道，自有大量汉移民、屯军迁于苗疆以来，“从前的蛮荒瘴乡，今已成为人口繁殖的区域”。事实上，本地自然环境与气象千百年来并无太大变化。此时正在改变的是人们对边疆之人、地、景、物的看法——凌、芮两先生正不知不觉地投入并贡献于此变化之中。下午两点多，我重回前一天走过的路，经过勐角，到了控角。司机老吴告诉我，控角可能就是我手上旧照片中的“昆角”。我们在路边问了几个人，终于弄清楚路边的控角是新寨，而史语所旧照片中的“昆角”是老寨子。我们依指示前行并转入一条山间小路，路愈走愈窄，在山中绕了二十多分钟后终于来到一个寨子。走上寨子较高的地方，我对着老照片，依着山势调整自己站立的位置，摄了张照片。在这里我也探访了照片中昆角头人的后代。离开昆角后，不久我们来到南腊乡的甘勐。勘界的团队曾在这儿扎营，随行的史语所人类学组前辈在此访问村寨，照了一些照片。因为旧路在上方，目前为丛林所遮盖，所以我不容易到相同的位置照下他们当年的扎营地点。然而我却发现当年芮逸夫曾走到一个山坡上，向两边各摄取一张山景照片；我也在同一位置照了两张照片。离开甘勐后，我沿着南丁河谷进入孟定。次日早晨，在本地政府文史单位人员协助下，我在城中探访孟定土司府、孟定测候所、孟定街子等史语所旧照片所见的建筑景物。史语所人类学组前辈们对于云南各地的街子特别感兴趣，在每个地方他们都拍摄人们“赶街”（到街子上做买卖）的照片，在孟定也不例外。我在孟定的这一天正遇上“赶街”的日子，所以我摄下照片。然后，我们出城寻找永相寨，中缅边界探勘考察团曾在此驻扎。几经打听才得知这村寨现在称允相村，离孟定不远。我在允相村拍照，同样因为早晨雾气重，照相效果不好。原先我找不到芮逸夫等人在此拍照的确实地点，正要离去时，县府人员建议我去看看本村有名的一对“龙眼睛”。于是我们随领路的老人们走到村子的一角，去看“龙眼睛”——路边的两块大石。站定后往周遭一望，我发现这儿便是史语所考察人员72年前拍摄村寨照片的地点之一。有趣的是，在来的路上村上老人对我们说，以前人们说这是一只“龙眼睛”、一只“龙角”，现在不知为何大家都说是一对龙眼睛。我们仔细研究了史语所老照片，原来右手边的石头过去是尖的一端朝上，不知何时被翻转过来，尖端朝下埋入土中，而较宽平的一头朝上，可能因此“龙角”成了另一只“龙眼睛”。可惜的是为了模拟旧照片的取景角度，我所摄照片中右边的“龙眼睛”石头为屋瓦所遮蔽。离开允相村之后，我们往南丁河边去，希望找到当年中英大批人马渡河的嘎勒渡口。可惜的是时间不多而河岸又长，无法细细打探。这几天我走的方向，与当年芮逸夫他们走的方向相反。他们先到镇康，渡过南丁河到孟定，而后到耿马停留数日；然后再回孟定，由孟定经甘勐、班洪、南大（在今缅甸境内）等地到勐董城（沧源）。由于已托人买了下午由耿马到临沧的车票，只好离开孟定回耿马。25日，我由临沧飞抵昆明，结束了这一趟考察之行。五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1936年4月结束中缅勘界考察之行后，返回南京。1937年抗战军兴，这年秋天史语所先迁至湖南长沙，第二年春又迁昆明城内，9月再迁到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棕皮营村、龙头村等地，在这儿暂时栖身。两年后，1940年秋，又因战火逼近，史语所迁于川南的李庄。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1939年至1940年间，芮逸夫又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在李庄时期，1941年芮逸夫、凌纯声至川西马尔康、汶川、懋功（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与羌族考察。参与这次考察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的马长寿。后来，马长寿专注于康藏研究，在此方面成果丰硕，而凌、芮只是摄些照片，搜集文书、文物，并未进行深入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确，由1934年受云南省政府之邀的民族考察到1941年的川康考察，这八年中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只在各地作走马看花式的探访，而未在一地区或一村落中进行长期深入的人类学“蹲点”研究。这应是由于当时史语所与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导者傅斯年等人主要关怀的是整体中国民族问题，而非人类学专业学术之建立。1939年，为了避日本侵华战火，傅斯年率史语所迁驻于昆明，此时他对吴文藻、费孝通在云南进行的边疆民族研究十分反感。他在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称：“此地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他眼看周边云南人都自称汉人，因而认为实无必要对他们的民族归属追根究底。他接着写道：“概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今言之不已，轻则使人生气，重则使之有分离汉人之意识，此何为者哉！”因此他主张在此民族存亡之际，大家应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另一封致朱家骅的信中，傅斯年又称：“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他所称的“无聊学问”指的自然便是当时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所从事的人类学、民族学，特别是基于此的少数民族识别与分类之学。吴文藻时为云南大学教授，其薪水来自于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朱家骅、杭立武分别为该董事会之董事长及总干事，因此傅斯年写此信之动机不言而喻；如傅乐成（傅斯年之侄）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是欲将吴文藻调离云南大学，以禁止吴与其弟子费孝通所从事的边疆民族研究。然而，傅斯年从未干涉史语所人类学组学者们的边疆民族研究，只是在史语所中似乎有一共识：广泛搜集边疆民族资料，远比在一小区域、小人群中作深入研究更为重要。无论如何，史语所在1942年由昆明迁于川南李庄，就在当年岁末，芮逸夫与胡庆钧动身到川南的叙永进行五个多月的苗族考察。这是在凌纯声、芮逸夫1933年湘西苗族考察之后，史语所早期人类学者所进行的另一次为期较长的人类学田野考察。六云南临沧之行，事实上是我2007年冬探踏史语所人类学组前辈足迹的最后一段行程。在此前一个多星期，我已造访了昆明龙头村、四川李庄等史语所抗战时期旧址。探访川南叙永，便在我离开李庄板粟坳史语所旧址之后。那一日清晨，我在宜宾坐上长途汽车往叙永去。叙永，这是一个近年来我极熟悉的地名，为了出版芮逸夫的《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我一遍一遍地辨识其手稿字迹，考证其中一些词汇。此时，一路上我望着车窗外的农田、房屋、景物，努力想象七十余年前学术前辈们的见闻经历。然而一开始，我的叙永之行便不太顺利。首先当我在车上浏览窗外及沉思时，手机被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扒走。到了叙永后，可联系的人都找不到；由于我的手机没了，他们也联系不到我。折腾三个小时后，我终于找到了叙永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我拿出芮逸夫的田野日志稿本，向本地人请教其中一些我不明白的词汇，大多不得要领。我决定第二天到乡间走走，希望能找到芮先生曾造访的苗族村寨马家屯。晚上，我整理带来的旧照片时才知道，芮逸夫所拍摄的马家屯照片我只带了两张，这事也让我颇为沮丧。第二天，坏运气还没完，一早便下着雨。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天气山路状况很差。然而我雇的车还是来了，同来的是陪我下乡的民宗委办公室的侯开珍女士，她是本地苗族。车在泥泞不堪的狭窄山路上绕行约一小时，抵达山间的马家屯。这是一个散居村落，农舍散布在广大的低丘浅山之间。这样的聚落，这样的天气，真不知该如何进行探访。侯女士找来几位附近村民，展示我带来的老照片，但他们都认不出照片中的景物，也没听过从前有“中央”的人来过这里。就在我们不知该如何继续考察时，一位村民说当地有一位老人很有学问，刚去世几年，他儿子或许从他那听过一些事。看看他所指的农舍还不太远，所以我们就试试这个不算是线索的线索。在雨中走过一段崎岖山道，我们找到那户人家。主人听得我来自史语所之后，显得十分激动。他说，他父亲古元生，生前最爱提及的往事便是曾经跟随芮逸夫先生学习。“古元生”这名字，便是一再出现在芮逸夫田野日志中的一位本地苗族青年。1943年3月6日至4月14日，芮逸夫在马家屯作考察，古元生为他提供本地文化习俗信息，同时古元生也跟芮先生学苗文（一种新创的拼音文字）及珠算。古元生的儿子还告诉我们，芮逸夫当年就住在他家老房子里，那老房子现在还在。于是我们在古家人的带领下，又走上一段山路，来到古家的老房子前。我站在房前空地上往四周望，还来不及与前来打招呼的主人握手寒暄，便惊然发现我手上那两张照片便是在我所站立的同一地点拍摄的。一张是往右边拍摄，芮逸夫拍的是一位在田中工作的男人，背景是较高大的层叠山峦；另一张往左边拍摄，影像中有一位背着背兜的苗族妇女，旁边还有一小女孩，背景中有一尖山。两张旧照片中的景象都在我面前。甚至旧照片中五十四年前田边的护墙砌石，石头的大小形状都与今日所见相同。这真是神奇的经历。1943年3月3日，芮逸夫出叙永南门，花了两个半小时走到马家屯，拜访当地保长、耆老，安排往后的工作与食宿，然后又走返叙永城。三天后，芮正式到马家屯进行田野考察，在当天的工作日志中他写道：九时取银行款后，即补购各种食物及应用物品，并赴邮局寄信件，访廖邮局长。返寓后，张利光偕张占云来，俟余午餐后即为余背行李出城，时已十二时许。二时许到马家屯黄副保长家，休息约半小时即至古明山家，看完房间后，二张辞去。余即各付廿元，背力初不肯受，最后始接受而去。即以百元交黄副保长代购米、鸡蛋、菠菜等，五时许诸事就绪，此次工作地点遂完矣。晚餐后，主人苗人古明山年五十许，痛咳带血，盖肺痨也，余住其屋实不相宜，但吾工作关系又非如此不可，亦无可奈何也，只有小心少与接谈耳。什么样的工作让芮逸夫甘冒各种危难风险，花费许多心力，“非如此不可”地来此偏远乡村？住在肺病患者家中，只是芮在田野考察中所经历的一个小小险困。此时川南乡间到处都有土匪、乡团、士兵，不同派系的士兵，而兵与匪之间又没有多大差别。在叙永，芮逸夫曾以其“中央”来员身份挺身维护受军人欺侮的百姓，也曾介入调停地方军系、乡团间的纠纷，这些都让他常冒着丢命的危险。虽然今日在西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比起七十年前便利、安全得多，但我也经常自问，多年来奔走于岷江与大渡河河谷，住在羌寨藏房之中，我所从事的又是什么样的学术工作？又有何“非如此不可”的理由？1943年5月18日，芮逸夫结束其川南叙永苗族考察，在泸州蓝田坝等船返回李庄。他在当天日志中写道：“六时半起，七时半与王至街上吃面，盖今日乃余之四十五生日也。”离开马家屯的当天下午，我便从叙永搭车经泸州回成都，一路堵车，足足花了八个小时才在凌晨一点抵达住处。七凌纯声于1929年在东北从事田野考察后写成《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这应是第一本中国人类学著作。芮逸夫、凌纯声于1934年到湘西考察，后来他们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芮逸夫在1942年、1943年所进行的叙永考察，留下《川南鸦鹊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一书；称为“资料之部”，显示芮逸夫在此有未竟之志。值得注意的是，由1934年到1941年，芮逸夫、凌纯声两人在南方与西南边疆到处奔走，他们调查的族群，以当时所使用的族群名称来说，包括畲人、民家、摆夷、么些、猓黑、卡佤、阿佤、佧喇、户汉、古宗、朴喇、侬人等三十余种。然而除了摄得大量照片以及搜集许多少数民族文书、文物之外，他们并未留下任何可称为“人类学著作”的田野日记、杂记、报告。这段时间，他们所从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学、人类学工作？后来在1941年至1946年间，芮逸夫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南民族与中华国族的文章——《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华国族解》、《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这些著述，乍看来虽与“人类学”或“民族学”无关，但却表现他多年来从事民族调查与研究的一种最终关怀——探索、建构中华民族之内涵，并刻画其边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芮逸夫与凌纯声等人在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所从事的民族考察的意义：旧帝国时期西南之非汉族群是被辖制于帝国边疆或被排除在外的“异族”，而经近代国族边缘再造，他们成为中国国族内的民族成员。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都是近代国族边缘再造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与论述，成为后来中国民族科学化分类、识别的先声。旧帝国时期的“四裔”边疆是模糊的。然而在近代国族主义之概念下，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全球资源争夺下，由旧帝国蜕变而来的国族国家必须有明确的边界；它既是国家资源边界，也是共享此资源的国族之边界。史语所人类学者们参与的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之行，以及当年英、法等国对中国南方边疆的探勘与入侵掠夺，都反映着那个国族主义时代的现实。另外，1940年史语所人类学组学者曾受国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由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施行。这是通过学术研究、考订，将所有历史上对西南各非汉族群带有污辱性的称谓改正过来，如将猺、獞、猓猡等带“犬”字边的族名，更正为带“人”字偏旁的傜、僮与倮罗。虽然此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所识别、命名的少数民族族称有些差别，但我们从华夏边缘的长期历史变化来看，这的确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过去在旧帝国之下受歧视的、被视为非人的边缘“蛮夷”，被转化为国族内具有国民人格之“少数民族”。这个《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主要出于芮逸夫之手，但贡献于此时代变化的当然不只是芮逸夫或史语所其他人类学者，而是那一时代所有从事边疆民族与历史研究的学者，以及与他们互动的边疆民众与知识分子。今之人类学者或责怪芮逸夫、凌纯声等人不娴熟于西方人类学理论知识，这不但是对西方人类学方法理论缺乏反思，也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族建构之历史与人类生态意义缺乏认识。在那国族主义盛行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之一便是建立一个知识体系，由历史、文化、体质、语言等方面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并说明他们间的一体关系，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等便为建立此知识体系的工具。当年芮逸夫在川南叙永一方面从事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化考察，一方面经常受邀至地方政府、学校作“中华民族之意义”及“种族平等之意义”这一类主题之演讲。有一天早晨，芮逸夫读了《国民政治教本》之后，又读查尔斯·韦格利（y）所著《一个危地马拉村庄的经济学》（  a  ge）。这些行动，都显示在那时代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与国族建构并行不悖。至于这些作为的历史与人类生态意义，我们由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这一举动便知，至少相对于将夷戎蛮狄鄙视为“异类”的华夏认同来说，近代中国国族建构及相关的华夏边缘再造是有其正面意义的。一位曾短暂服务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黎光明，其事迹更可以说明此国族边缘再造工程不只是在学术、民族层面，更在于政治、社会层面。1929年黎光明在黄埔军校毕业生王元辉的伴随下，到川西岷江上游考察羌、藏（当时称西番）民俗。考察结束后不久他便离开史语所，投身于教育与军政事业。1946年，王元辉受命整顿川康地区军政、民政，黎光明也因此担任靖化（今四川甘孜州的金川县）县长，两人在此的主要任务是扫烟除恶。黎光明到任未久，便设宴伏杀当地掌控鸦片买卖的袍哥头领杜某。以当时边区局势来说，黎此举几乎是有意以身殉道。当日袍哥党羽便攻入县府，黎遭杀害并受曝尸之辱。由人类生态下之历史变化来说，黎光明与王元辉在上世纪20年代的川西民俗考察之行，及40年代他们在同一地区的军政活动，与凌纯声、芮逸夫等人的边疆学术事业一样，都是近代中国国族边缘再造的一部分——他们所为皆是将因生存资源匮乏而处处充斥着模糊、混乱与暴力的边疆，纳入政治、社会与学术的秩序与规范之中。历史变迁的微观过程——谨以此文纪念湘西石启贵先生在这样一个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边缘时空之中，人们面临多种选择、多种社会力量的牵引。此如同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顾，我们可以观察其言行所流露的情感、意图及其抉择，我们因此能体认历史如何从过去走来，以及如何朝未来变迁。一1933年6月的一天，湘西凤凰县的鸭保寨突然热闹起来。寨民们早在几天前便接获县府指示，忙着杀鸡宰羊，准备各项节目以飨贵客。近午时，鞭炮锣鼓响起，一行十余顶的软轿、滑竿，以及骑马者、步行者，鱼贯进入寨门。来客中有陆军新编三十四师的师部参谋、独立旅副旅长，有三十四师屯政处副处长、科长，以及凤凰县府秘书等军政人员十余人，以及他们带来的文武随从。更让寨民们感到稀奇的是主客，三位来自中央的官员，据说是来自中央研究院的凌先生、芮先生与勇先生。二在当时，边疆民族考察是十分紧要且急迫的事。其缘由须从19世纪末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加强资源争夺说起。当时支持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nism）与民族国家（）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的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强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只求船坚炮利的自强运动中有了觉醒，感慨外人有“民族”能团结对外，而中国则无。于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呼吁并以行动筹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汉与非汉在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许多交汇，清朝版图又及于蒙、回、藏与西南边疆，因此在全球各国争夺土地与自然资源的背景下，此国家内的“民族”包括清帝国治下所有的汉与非汉人群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政学界领袖们的共识。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国肇造后已过了二十个年头，尽管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已大致完成，但这个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中华民族）的边缘与内涵尚不明确。中华民族之中，除了构成“五族共和”的汉、满、蒙、回、藏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民族？这些民族之中包括哪些支系？邻近民族间的语言、文化边界究竟在何处？这些都需要深入且广泛的调查，以及用一套学问来厘清相关问题。事实上，当时西方世界已有一整套支持民族国家的学术知识体系——体质学、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为其核心。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为政治现实的过程中，这些与之相呼应的学科也陆续进入中国。因而此时，由考古与历史研究中探索“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梁启超之语），由文化、体质、语言等方面来描述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特色，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刻不容缓之任务。便在如此的时代氛围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个其组织架构包括上述历史、文化、语言、体质等知识之国家级研究机构，于1928年成立于广州。次年，中国最早在西方学习人类学的凌纯声先生学成返国，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并立即投身于边疆民族考察之中。1930年，自学人类学、语言学的芮逸夫也进入中央研究院，成为凌的研究伙伴。一张摄于1930年的照片，影像显示凌纯声先生正在为一位赫哲族妇女量身高，其他十来位赫哲族妇女面对镜头正襟危坐，凌先生的西式呢帽、手杖置于一旁。照片中的人体测量，人物的动（凌纯声）与静（赫哲族妇女），凌先生的西方留学背景，都鲜明地表现了当时边疆人群被调查、测量而成为少数民族的过程。当时情况最复杂的是西南与南方边疆。这儿的湘、桂、黔、云等地有广大的被泛称为“苗”的人群，然而其中显然包括许多语言、文化有异的人群；在部分地区又因为汉化效应，所谓的“苗”看来与汉人并无区别。因此，究竟哪些是苗族哪些是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亟待厘清。甚至于，是否要在南方与西南识别各个非汉民族，或者便鼓励汉化在此持续下去，无须在此区别苗或其他民族，这些当时都在争议之中。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便是在此情境下到湘西进行有关民族文化的田野考察。三1933年5月1日，凌、芮两位先生与负责摄影、测绘的技术员勇士衡由南京出发，溯江而上至武汉，经长沙、泸溪等地而抵湘西。他们在凤凰、乾城、永绥进行苗族社会文化调查，于当年8月1日返回南京。算来他们实际在凤凰等地的时间约五十日。他们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几个人分工进行。凌纯声负责调查地理环境、生活习俗、鼓舞等，芮逸夫负责搜集歌谣、故事及语言材料，勇士衡负责照相、摄制影片及绘图。此外，他们得到许多本地人士的帮忙。特别是吴文祥、吴良佐、石启贵等人，一直陪同凌、芮进行田野考察，随时提供自己所知。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考察了凤凰县的总兵营、新寨、鸭保寨，永绥县的大龙洞、高岩河，以及乾城县的大新寨等地。他们所到之地皆得到地方政府、军方的接待与协助。在地方人士的安排带领下，他们观察村寨环境与聚落，人们的生活习俗，并观看各种文化活动。山间道路难行且匪患多，他们又携带了不少摄影、照相及测量器材，因此沿途除了有石启贵等人全程伴随外，还有当地政府及军方人员的陪同保护。由他们所摄照片及中研院所保存的公文书来看，凌与芮等人在此地经常乘轿及滑竿，加上陪同的本地士绅、军人及地方政要，一行人所到之处颇引起骚动，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十分受瞩目。如有几张照片主题为打秋千，影像内容为几个苗族男女在竹制的大秋千架上摆荡，许多民众站在一旁围观。然而照片里这些民众的眼光大多并非放在荡秋千者身上，而是聚焦在摄影者身上——显然让他们聚集围观的是这些外来者及其先进摄影器材。虽然凌、芮与勇士衡在田野拍照、摄制影片是为了学术用途，然而他们如此的行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核心（南京）与边缘（边疆）间科学进步与守旧落伍的区分。四凌、芮在苗疆接触许多当地知识分子，他们有关“苗族社会文化探索”的言谈、活动深受后者关注。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在凌、芮考察结束后，曾有湘西地方士绅去函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控告凌、芮等人“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也”，并控以三大罪状：“勒逼苗民杀牛祀神”、“逼索良家妇女打花鼓，肆淫乐，不从者鞭挞之后，罚款随之”、“勒派夫役，供彼驱策”。控告凌、芮之函由“湖南苗族代表彭天放”领头署名，同时在此函上署名的还有“浙江獠族、广东黎族、云南苗族、广西猺族、四川蛮族、贵州苗族”等代表各一人。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告以此事，并将彭天放等人的控诉信附上，请该院“存察”。蔡元培在复函中，附上凌纯声等人对此事的答辩书。凌、芮对这些指控都有所解说，如称寨民打花鼓表演，为绥靖处、陆军三十四师屯政处、乾城县政府等单位安排，他们只是受邀参观而已，并在表演后皆给予当地人酬赏。沿途交通所雇轿，皆付钱请当地轿行安排。除了否认指控数点外，并称由凤凰出发陪同他们前往各地的，有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师部参谋、独立旅副旅长、屯政处副处长、科长与凤凰县府秘书等，以此说明他们不可能勒逼、鞭挞百姓。由苗疆士绅对人类学者的指控可见，当时最有争议的民俗活动是妇女打花鼓。其控诉信中曰：“打花鼓乃苗乡至卑至贱之妇女所为。”在凌、芮所撰报告中，也有段文字称：“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苗中有识之士，应指的便是这些曾指控他们的地方士绅。为了找寻“苗民”的文化特色，凌与芮深入乡间访问偏远村落，并尽量在这些地方找寻“非汉的”民俗文化。然而在当时已相当汉化的湘西本地士绅看来，这些“非汉的”本土民俗代表着落伍、粗鄙，因此他们十分不满中研院学者们为这些地方民俗活动摄影的行为。除了以上所言之外，苗疆士绅对凌、芮的民间文化考察的反感还有其他原因。由控诉信中“苗民数千万既呻吟于贪官污吏铁蹄之下，复悱恻于轻薄委员玩弄之中”之语，我们或能体会“苗疆”地方士绅对凌等来自“中央”之委员，在地方军政官员陪同下至各村寨观看“民间习俗”的心理反应。此种考察模式——中央来员由地方官员陪同至各村寨观看土著歌舞习俗，然后予以酬赏——在当时，甚至更早以来，是一些重复发生的场景。如明代官员邓云霄，在其《游九疑山记》一文中称，他访九疑山之时，“各源猺洞长率厥丈夫、妇女百余人伏谒道傍”，而后吹笙、击鼓舞歌，离去时他则循前人旧例分别赏赐诸猺男女。凌纯声等一行人到苗乡采访，浩浩荡荡地由本地军政官员陪同，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已有民族概念与苗族认同的湘西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痛。这个控诉文件还透露其他信息。“蒙藏委员会”为国族主义下国民政府国家组织的一个机构。这个政治机构，与“五族共和”的国族结构相呼应；在理想上，以蒙、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藉此机构参与及发声于民族国家中。然而在此诉愿书里，苗族代表要结合南方各省的獠族、黎族、猺族、蛮族代表来发声，也可见此时南方各非汉民族的声音（政治地位）十分微弱。部分代表们以獠族、猺族、蛮族这些颇带侮辱意味的族名来自称，也显示这时南方仍在“少数民族化”尚未完成之变化过程中。在控诉函里，苗族代表视本地乡间宗教习俗为迷信、落伍，称“只有卑贱者为之”。这样的态度，多少亦受国族主义下一切求新的科学、革命精神影响。在那力争民族之生存与繁荣的时代，“传统文化”有双重且彼此矛盾的意义：它可作为民族的“共同过去”以证明其存在并凝聚其成员，然而为了生存于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在当时一切求新、求变之革命精神中，“传统文化”又成为应被革除的“过去”。五另一个凌与芮似乎并未注意的社会背景便是，那控诉信中所言的苗民“呻吟于贪官污吏铁蹄之下”。湖南南部、西部，至少由东汉以来便成为一特殊之“华夏边缘”——由于近在帝力所及之域，以及资源匮乏，本地村寨居民自古以来便为帝国郡县之赋税所苦。汉历史文献与本地社会记忆中，皆可见着许多此一现实本相下的表征、表相。如流传于苗、瑶、畲族中之盘瓠与帝女成婚的故事，诉说本地人为何应免赋税；如史籍中的“白虎复夷”、“莫傜”等族号及相关故事，亦说明本地人为何可免于赋役；瑶族文献《过山榜》的主要内容，也是借着虚构的皇帝敕令来宣称本地人可免受赋役迫害。不但如此，中国史籍中常见有本地人“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之类的记载——此显示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所谓邑落相聚为乱，也是此种人类生态下的一种表征。清代以来，为了防止因抵抗赋税而生地方变乱，清政府在湘西实施军屯制度，在地方征地、征屯租以养兵。到了民国时期，此屯防制度不但没有被取消，更在混乱政局中成为地方官府、军阀敛财及扩张势力的工具。各县及乡间负责征收屯租的大小官吏，更从中巧立名目，以剥削屯田佃户。1933年至1935年，永绥、凤凰等地连遭自然灾害，人民无粮可缴屯租，但负责征缴屯租者又以残酷手段催逼不已。1933年凌纯声与芮逸夫在湘西考察之时，正是人民要求抗屯租、废屯田的“湘西革屯运动”酝酿的时候。为凌、芮安排考察活动并派员陪同的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榘珍，正是掌握湘西屯务的地方“土皇帝”，其屯政处在湘西地方上恶名昭著。在凌、芮离开后不久，1936年抗屯租的地方串联及请愿正式展开，1937年发展为全面武装革屯。革屯运动的核心地区，就是凌、芮进行田野考察的永绥、乾城、凤凰。凌、芮后来根据此考察成果撰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在序言中提及对他们帮忙最多而他们第一个要感谢的陈榘珍师长，也就是参与革屯运动者最初要打倒的对象。1936年至1938年之湘西革屯运动，可说是长程历史中一个特殊“华夏边缘”的近代延续与变迁。延续的是长程历史上本地对官府赋役租税的抵抗，变迁的则是，率领此运动的地方领袖们一开始便巧妙地以“国族、国家人民一律平等”为诉求。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们更将革屯武装部队改称为“革屯抗日军”。此皆显示，此时“苗疆”领袖人物颇能利用新的国家民族认同架构及民族知识，来为“边缘性”的本地人群进行新的反抗与诉求。六并非所有的湘西苗疆知识分子都反对凌与芮的苗族文化考察。相反，凌与芮在湘西得到不少地方人士的帮忙，如毕业于本地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吴文祥、吴良佐以及曾在武汉读过大学的石启贵。他们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石启贵。当时在湘西、川南，许多受过新式教育的苗族知识分子都在地方上组织各种文化、经济、教育改革委员会。凌、芮在湘西最得力的协助者石启贵，原来也是这样的地方知识分子。在大学毕业后，他变卖家产到各大城市游历了半年，购了些织袜机、纺纱机、照相机及新品种的水稻种子等返回故乡。在家乡乾城，他投身教育及农业改革等多项新事业，并组织“乾城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他参与凌、芮的文化考察工作时年约三十四岁，显然他深受这些人类学者的影响，并不以本地非汉民俗为耻。1933年8月凌、芮结束在湘西的考察后，他们请中央研究院任命石启贵为“补充调查员”，继续在湘西搜集民间文化资料，并应允事成后替他在中央研究院安排一职。从此石启贵将大部分心力都放在苗族文化、语言资料的搜集上。1934年至1936年，石启贵在地方上采访并记录了大量民俗资料，并将所得提供给凌、芮。此时由于天灾、人祸，湘西匪患严重，石启贵的田野考察更为艰难、危险。石启贵如此涉险考察，其动机并不完全是为凌纯声等人搜集资料，而是为了从文化上证明“苗族”的存在。的确，当时“苗族”是个其内涵与边缘都不清楚的民族范畴。甚至有人认为“苗”是汉人对南方土著的辱称，因此国民政府一度顺从民意以“特种部族”称之，后来又改称为“土著民族”。1936年，石启贵担任湖南省政府参议，从此他投身于政治，希望由此途径让“土著民族”在民族国家中的存在得到重视。此前数年他在湘西调查所得的苗族文化材料，成为他从政治上为苗族发声的坚实基础。1937年国民政府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会议代表中有蒙藏民族名额240位，南方“土著民族”无出席名额，整个南方“土著民族”各界为之哗然。湘西各县推石启贵等人向国民政府转达地方民意，希望“土著民族”能有代表出席国民大会。1940年，石启贵根据其调查资料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巧合的是，此书与凌与芮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在同一年完成，而石著在资料上比凌、芮所著之《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还要更丰富些。此后，石启贵几度上书国民政府，以此书证明湘西土著民族有其独特文化习俗，自己曾深入考察洞悉民情，因而争取并自荐为国民大会之湘西“土著民族”代表。1946年，国民代表大会终于决定增设“土著民族”代表十席（后来增为十七席），湖南分得一席，石启贵终成为湖南“土著民族”之国民大会代表。《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之问世，与石启贵以湖南“土著民族”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大会，是湘西“土著民族”宣称自身为民族国家中一成员的重要表征。这些表征之累积，逐渐突破民国创建以来“五族共和”之国族政治现实，并在稍后使得“苗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七当代史学家常以一种近代主义观点来看待当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他们认为近代由西方扩及世界各地的工商业化、资本主义、国族主义等潮流，彻底改变世界并造成种种当代现实，包括亚、非、中南美洲等地各个当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样的观点强调近代之剧烈变化，切断近代之前与近现代间的关联，忽视近代变迁发生时各地不同的历史与人类生态背景。在这样的大历史论述中，尤其被忽略的是“人”的主动作为，如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似乎是在政治安排与学术考察、分类、识别下，许多边疆非汉人群毫无选择地被纳入一个个少数民族范畴之中。本文前面所展示的凌纯声为一群赫哲族妇女量身高的照片，照片中那些妇女的被动、静止，表现的正是边疆非汉人群毫无作为地“被”外来学者调查、测量的情形。然而这只是单一照片所呈现的历史面相。如果我们有更多资料，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历史变化发生的边缘时间、空间，观看在那儿人与人之间的微观互动，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以上那些发生在1933年至1946年湘西苗疆的事，如另一张秋千前人群聚集的照片所示，当他们被外来者考察时，他们也在观察外来者的行动，而稍后对此有种种反应。显然，当年本地人并不只是被外来者考察、记录而成为苗族，相反，他们的主动作为是让他们成为苗族的重要关键。在边缘的微观情境中，我们可见着历史变迁发生过程中的多元、模糊与不确定。譬如在此时空中，湘西苗民究竟要成为国族之中的“苗族”，或是与所有西南非汉族群结为一“土著民族”，仍悬而未决。甚至对许多湘西乡间民众来说，本家族应是知识分子所称的“苗族”，还是祖上来自“江西吉安府”的汉人，也莫衷一是。又如，此时部分苗乡知识分子以乡民的非汉习俗为耻，因而指控考察本地民俗的外来学者；另一些知识分子却努力搜集记录本地非汉民俗，以证明苗族为一有独特文化的民族。在这样一个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边缘时空之中，人们面临多种选择、多种社会力量的牵引。此如同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顾，我们可以观察其言行所流露的情感、意图及其抉择，我们因此能体认历史如何从过去走来，以及如何朝未来变迁。在社会变迁发生之边缘时空之中观察人们的微观互动，又有如面对一截烧了一半的木杆，我们仔细观察的是中间正在进行的燃烧作用；藉此我们所了解的不只是它未燃与已燃部分的截然差异，而是燃烧所进行的微妙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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